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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文明从原始文明、游牧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到信息文明、金融文明、人工智能文明，历史进步的重要标志是人性的不断改造。伴随科学技术的进步，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攀升，“人”驾驭自身贪欲和邪念的能力并没有随之提升，因而，人类需要第三次启蒙，其主题是“当代人怎样成为能够驾驭自己贪欲和邪念的人”。在中西文明互鉴中比较中西德性，有利于人类的第三次启蒙，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各国人民的友好相处、幸福安乐。

中华传统道德以儒家为主体，儒家道德以“仁”为核心，是最高的范畴、终极价值。“仁”的内蕴十分丰富：其一是身心合一，即首先应做到自己心理健康、人格健全即“仁者自爱”方能爱人；其二是“仁者爱人”；其三是“忠恕之道”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中的“恕道”“己所不欲bob半岛入口，勿施于人”乃是人类行为的黄金定律，可以和《圣经》中同为人类行为黄金定律的一句话相互阐发——“你想别人怎么待你首先要做到自己怎样待人”。

在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看来，决定人的灵魂善恶的根本原因是理性和智慧。至善是“灵魂的合乎德性的现实活动”，也就是幸福生活本身，是灵魂切中真理的能力。中西方德性的最高境界是“中庸之道”：亚氏认为，行为的最高境界就是在应该的场合，为了实现一个应该的目的，运用应该的手段，通过应该的话语、方式方法，达到应该的目的与后果，这就是中道之德，和中国儒家的“执两用中”“允执其中”，注重为人处世和治乡、治国要善于“权”变的理念十分相似。中庸之道贵在根据实际情形在动态中权变，掌握事物发展演化的规律，使自己的行为能命中真理。

儒家“义”的内蕴是指公正合宜。义是人禽之辨的根本。情义、道义、正义层层递进，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是中国人之为中国人的做人信仰。中国古代思想家荀子曾说：“水土有气而无生，草本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仁、礼、忠、信、孝等均被看成是“义”所包容的内涵。“义”作为价值标准，在儒家伦理中地位十分重要。中国儒家思想代表人物之一孟子的“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是人生最高目标和境界。“义”的境界主要体现在主体人顶天立地的道义担当与责任上。

但另一方面，西方的正义观也有诸多问题，如自近代以降，西方的所谓正义观出现国内与国际即对内对外的双重标准。民主、自由、平等在理念与现实中出现巨大反差，其实质往往是有名无实、名存实亡，以西方中心、话语霸权、唯我独尊的面貌出现…...而中国建立在仁爱和良知基础上的正义论在国际交往中日益彰显出强大的道义影响力。